东亚朝贡体系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的碰撞（上）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伍岳)外交部22日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主持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有关情况，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回答记者提问。
王毅表示，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将于9月3日至4日举行。中非领导人将齐聚北京，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峰会主题，共叙友情，共商合作，共话未来。这是中非合作论坛继2006年北京峰会和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中非友好大家庭的又一次大团圆，也是中国今年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届时，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和非盟委员会主席将率团与会，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特邀嘉宾、27个国际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观察员也将出席峰会有关活动。
1、天道。天道在儒家学说中被解释为一种超越人域的自然秩序，一种住在人世但并不同归于人世的本体。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舜亡。” 朱熹说“天即理也”。在古代中国，天道对人之所以为人、人间善恶观的确立、人的安身立命、人间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法政体系的建立等等都有重大影响。亦是传统东亚人文社会和国际秩序赖以构建的基础核心。
2、王权。古代中国的政权皆在帝王，天下也是归帝王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归于氏族部落或个人拥有，这就是“家天下”模式。表现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国家主权在天下价值观下并无存在位置；或者如高明士所说，“天下秩序，实是一个同心圆的有机结构”圆心是至高无上的天子、其外以此为内臣外臣不臣三种类别。天子之下的国并非民族国家，而是维持地方统治的政权，天下即家庭式的等级体系，天子拥有父母般的管理权限，但对子民也必须承担父母般的关怀义务。
3、朝贡。儒家的国家间交往原则具有浓厚的家庭伦理色彩，所谓“鲁卫之政，兄弟也”。治理天下的方法是“礼”和“德”，视“以德服人”为最高追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先王耀德不观兵”，与西方人强调价值与道德的软实力一样。因此确立朝贡体系中“厚往薄来”的原则，也就是说来者皆应得到教化，送礼可以薄而回礼必须厚。西方人的世界观容易误解为“贿赂”“给好处以诱惑”，其实是对于朝贡体系的理解偏差。朝贡制度起源于西周分封天下诸侯，其文化哲学基础是中国关于世界的想象——天下观。
4、东方式国际秩序。朝贡体系的物质基础在于东亚经济的一元格局，类似美国在当今世界一超独大，中国在古代东亚经济领域享有碾压式的支配地位，皇帝和统治集团认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并不存在“外交”概念。中国开展朝贡是为了“德化”天下蛮夷，随时可以中断朝贡而不影响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朝贡体系的维持依赖于军事与政治二元格局，尤其依靠军事征服提供支持，并非真正的外交。中央王朝的文明形态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是一种单一的种植文化，这在我们的基因血液里有充分体现。当中原大一统王朝走向没落或不存在时，中央王朝主导的东亚朝贡格局将不复存在。这使得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式外交”同中央王朝的治乱循环沿着一个节奏发展变化。
5、孤独帝国。在古代中国，一切组织与管理活动的核心目标都是维持和保障农业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战争同争夺适合农耕的土地相关，不适合农耕的蒙古草原、西北戈壁和青藏高原并不纳入王朝占领目标。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生活不依赖海上贸易，而是更重于在内陆建立与维持稳定的生产物流体系。蒋百里在《国防论》中说：“生产易，运输难，故只能各个的储蓄，不能流转，故不能集中，事及国防，取守势而效死勿去，守坟墓，保家室。”
6、东方式互动策略。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国家，中原之外不适合农耕的区域既不感兴趣也无力长期实质掌控，但基于对安全的永恒追求必须需求一种成本与收益能够平衡的策略。周边邻国通过袭扰抢掠中国获利建立在中国不尽兴大规模反击的前提上，中国的大规模反击将会让邻国意识到代价，反馈到侵略活动则引发收敛。博弈均衡建立——朝贡体系。中国采取和亲等怀柔策略助涨邻国的机会主义，动用武力打击压制邻国采取臣服措施，“怀柔”与“臣服”的均衡就是朝贡贸易。
7、东方式秩序观的价值理念。万物和合、协和万邦，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原则就是互相敬让，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春秋》，而书中认为“王者无外”，意思就是不再刻意区分内外，而是将一统天下作为终极目标，“以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来自于《易经》，孟子面对梁襄王如何解决世界纷争的问题时，回答是“定于一”。即孟子认为建立世界秩序的关键是建立最高的并能裁定冲突是非的公共权力机构。这就是“大一统”思想的由来。
8、中心化与等级化。东亚朝贡体系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形式，中央王朝位于体系中心，充当“天下共主”，朝贡秩序即是中国内部关系的对外拓展，是中国礼法秩序的扩大。对外关系依次为四夷、外藩、附属国、外夷。天下秩序，体用合一，体是天道、用是大一统的观念与秩序。文明等级较低的应服从中国，得到较低的爵位封号，享受简陋的礼仪，其和方形必须得到中央的承认和册封。并且要向中国称臣纳贡。古代中国文化概念中并无现代主权平等思想，天下形如一个大家庭，长幼尊卑有序，这也体现在朝贡体系当中。
9、西方价值观。古罗马阿奎那说，“基督精神锻造一个人类共同体”；诗人但丁说，要建立世界秩序；法国近代思想启蒙家卢梭说，要建立欧洲联邦式世界秩序；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要通过各国缔结条约使欧洲秩序成为世界秩序的楷模。
10、西方世界秩序理论。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中说，”只要普遍均势和地区均势存在，就提供了条件使国际秩序所赖以存在的其他机制（如外交、国际法、大国控制）能够进行活动”。海权论之父马汉认为，能够有效控制海洋，特别是能控制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航道和海峡的国家，将取得海权，也将因此成为世界大国。著名的麦金德则提出“世界岛”理论，老文章写过多次。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进一步提出“边缘地带”理论。塞缪尔·亨廷顿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文明冲突”论，前不久的文章中提到过。
11、西方世界秩序观的文明基础。西方文明是典型的海洋商业文明，具有开放性、拓展性、商业贸易、文化多元性以及法治为基础的城邦政治特点。古希腊军事家伯里克利认为，“海洋的任何地方都可受你支配，不单是你权力所及之处，也包括其他地方，只要你决心向前推进。”面对中世纪伊斯兰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给欧洲制造的压力，发展海上力量控制海洋成为西方国家的战略目标。海洋提供了一种迥异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征服海洋面对的是自然力量，需要的只是技术。海洋的灵魂是“自由航行”，这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小国先后崛起建立海上霸权的原因。
12、理性、自由与契约精神。相较于中国的“家天下”，西方文明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事业中孕育起来。为西方奠定理性基础的哲学家柏拉图，就出生于商贸发达、组织优越、科学民主的希腊城邦雅典。工业的影响使得西方人的自身维权意识较重，热衷建立独立、平等、自由的原则。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第一份政治契约名叫《五月花公约》，正是著名的“五月花号”抵达美洲之际，由全船41名成年男子签字订立作为今后大家建设新家园遵守的准则。西方世界发端于希腊和希伯来，经过古罗马法和基督教强化，再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实证、经验哲学，最终能够融合与衍生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及民主精神。